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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晉文化的思想文化地位

時間:2020-02-20編輯:果果

(一)法家思想

三晉地區是法家的主要發源地,戰國時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公元前475年左右,新興地主階級在許多國家相繼掌權。為了進一步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發展封建制,鞏固自己的政權,新興地主階級紛紛在本國開展變法運動,其中主要有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以及秦國的商鞅變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國15年,使韓國一時間國治兵強。

還有趙國人慎到,主張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勢”的一派。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趙國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繼承和改造了儒家關于王道和禮治的思想,又總結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實行法治的思想和經驗,使他的新儒學成為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政權之需求的新學說。而韓國大思想家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繼承其法家前輩的基礎上,建立了以法為本,法、術、勢融為一體的集權主義法治思想體系,為地主階級最終建立起全國統一政權做出了巨大貢獻。

法家是三晉思想文化的主體。在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沒有哪一種比得上法家思想在鞏固和強化封建帝王的統治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從單純政治學原理的意義上加以探討,人們都不得不贊嘆法家的卓越貢獻,也正因如此,三晉文化才能在中華古文化中處于顯著地位。

(二)縱橫家思想

三晉是春秋戰國時代中原逐鹿的必爭之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說《七國考》)各國間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矛盾的焦點始終糾結于此。再加上三晉地區從晉國開始,就較之齊、魯少有傳統家法制的約束,至春秋中后期,異姓卿大夫實力強盛,不僅同公室爭權,而且相互火并。在這樣復雜的政治斗爭中,自然而然就為法家和縱橫家準備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史記·張儀列傳》)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張儀和公孫衍,前者是“連橫”策略的倡導者,后者則是合縱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這些縱橫家經常身佩數國相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當時各國政治舞臺上的風云人物。他們的思想構成戰國時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環節,為中華古文化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當首推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這是一次不僅對三晉,而且對整個中華文化都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趙武靈王為增強軍事實力,毅然決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帶”的華夏服飾改為上衣下褲的“胡服”;廢除傳統的車戰和步戰,改用“騎射”。這一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史記·匈奴列傳》)其他名載史冊的兵家人物還有魏人吳起、尉繚,趙將廉頗、趙奢等,他們的事跡和思想都為中國軍事文化增添了絢爛色彩。

(四)“養士”思想

春秋戰國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士”階層的崛起。特定的社會條件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最佳機遇,一時間眾星璀璨,群英薈萃。與士階層的急劇膨脹相適應,上層貴族的“蓄士”、“養土”之風逐漸盛行,而由于三晉之地激烈的政治斗爭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現了許多以“養士”聞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國初期的魏文候和后期的信陵君,以及趙國的平原君。

特別是作為戰國“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們曾先后“養士”數千人,雖然其中不乏濫竽充數者,但也有許多杰出人才,或者可以稱為“異能之士”,為兩國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顯然,“養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盡管它是戰國時代的特殊產物,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成長發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滅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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